上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以“收官之战”（Finishing the Job）为主题，表面上聚焦于美联储如何在逐步降息的同时，把通胀压回2%的目标。然而，会中传递出的信号耐人寻味，这项“任务”也许永远无法真正完成，而作为执行者的美联储，其角色也正面临重新定义。

　　自格林斯潘至鲍威尔以来的30年间，美联储一直扮演着市场中的“积极干预者”。从1990年代的利率调控，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启的量化宽松时代，再到新冠疫情期间空前的资产购买，美联储已从单纯的货币政策制定者，演变成了危机应对的“超级央行”。

　　但在此次会议上，一种共识悄然浮现，这个时代正在接近尾声。未来的美联储可能将更克制、更有限，乃至在根本职能上发生转变。

　　美联储当前的政策工具和理论框架正遭受越来越多质疑。普渡大学商学院院长、前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指出，传统的“价格粘性”模型已经不适用。他认为价格如今调整迅速，反倒是合同制度更为僵化，因此美联储的角色不应仅是控制通胀，更应保障货币的可预测性，以支持经济运行中的合约制度。

　　哈佛大学教授、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Jason Furman则批评美联储“框架混乱”，依赖的数据指标频繁变化，让市场和公众无所适从。他呼吁美联储采纳更清晰、可预期的规则导向，而不是事事临场反应。

　　克利夫兰联储新任主席哈马克建议重新审视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作用，特别是量化宽松和紧缩政策的长期影响。而她的前任、现任沃顿商学院教授梅斯特则认为，现在的政策决策备忘录过于简略，使得市场过度揣摩主席鲍威尔的言辞，影响市场稳定。

　　鲍威尔以务实中间派形象上任，却因新冠疫情成为“救火队长”，一度将利率降至零，并启动大规模资产购买稳定市场。之后面对高通胀，鲍威尔迅速转向，开启数十年来最快的加息周期。

　　如今，美联储已取得初步成效，通胀有所缓解。但随着特朗普重新进入政策舞台，其关税措施及其他政策可能再次扰乱价格体系。Capital Economics的Stephen Brown预计，美国核心CPI到年底可能回升至3.5%。Apollo首席经济学家Torsten Slok更是警告称，美国可能面临“类滞胀”局面，高物价、低增长，而美联储对此无能为力。

　　鲍威尔仍在努力“软着陆”，但他任期将于明年5月到期，而市场普遍预计特朗普最快将于今年秋季提名接班人。届时，这场行动或将由另一人接手，结局未卜。

　　外界普遍预测，鲍威尔的继任者将是前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一位对美联储危机干预模式持长期批评态度的人物。沃什主张央行应“退居二线”，缩减资产负债表，减少职责扩张，不再过度干预市场。他曾公开表示，气候变化、贫富差距、金融稳定等“泛化目标”应退出美联储的任务清单，唯一目标应是控制通胀。

　　另一位关键人物是现任美联储理事米歇尔·鲍曼，她是特朗普任命的监督副主席提名人，立场同样偏向宽松监管。两人在会议上的出席，本身就已透露出美联储内部正在转向。

　　美联储预计将在今夏公布新一轮政策框架审查结果，但许多内部人士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新框架在领导班子更迭前很可能只是过渡性文件。梅斯特预计变动将较为温和，可能包括更对称的通胀目标设定以及更清晰的预测方式；而前美联储经济学家Andrew Levin则警告称，美联储内部的制衡机制和透明度正在削弱，改革必须以更清晰的治理架构为基础。

　　在沃什及其理念主导下的美联储将更克制、更专注，但也可能在下一场金融危机中显得“武器不足”。Furman总结道：“我们正处于一个全新的经济阶段。”即使没有特朗普的新一轮关税，他也怀疑通胀是否真的能进一步下降。